从醉翁亭说起

发布日期:2019-01-17 浏览次数:189


  醉翁亭在滁州琅琊山麓,岳阳楼处于岳阳洞庭湖畔,分别坐落于长江两岸,东西相距千里之遥。《醉翁亭记》出自欧阳修,《岳阳楼记》出自范仲淹。二记精短,合起来也就770个字。异地而同时,二记俱形成于庆历六年(1046)。


  《岳阳楼记》波澜雄浑,展现出范仲淹“腹中自有数万甲兵”的云水襟怀及其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崇高境界。《醉翁亭记》纡徐有致、流动潇洒,深深地隐伏着欧阳修强烈的政治忧患和人生感喟。近千年过去了,细读欧阳修,我们似乎也只能取“高山仰止”的份儿。


  欧阳修一杆笔纵横开阖,文备众体,诗、词、文、赋之外,其《六一诗话》则开创了文艺评论的新体裁,并在史学、经学、金石学方面有很高的造诣。唐宋八大家里,宋代占六位。欧阳修“奖引后进,如恐不及,赏识之下,率为闻人。曾巩、王安石、苏洵,洵子轼、辙,布衣屏处,未为人知,修即游其声誉,谓必显于世”(《宋史·欧阳修传》)。那个时候,几乎所有的文学家都得到过欧阳修的推举、延誉,这里点名的五位大家,正是由欧阳修率领着步入中国文学史的。


  史学家宋祁,比欧阳修年长九岁,与欧阳修一起编修了为后世称许而进入二十四史的《新唐书》。定稿之后,朝廷派御史告诉欧阳修:按照历朝修史的惯例,撰写人只能署最高官职者的名字,“公(指欧阳修)官高当书”。欧阳修回答:“宋公于列传功多,吾岂可掩其名乎!”于是,纪、志书修,列传书祁。宋祁知道后佩服地说:“从古以来,文人相轻。像欧阳公这样高风亮节者,前所未闻也!”


  至和二年(1055),欧阳修担任贺契丹登宝位国信使时,契丹使其国地位最高的四大贵臣在宴会上一齐作陪,史料记载“此非常例,以卿名重”,于此也可见欧阳修声望之高。后来的人们总是认为,欧阳修其所以位高望重,声誉远播,根本原因是“翰墨致身”—是由于他的文章写得好的缘故。然而,宋史记载学者求见欧阳修之际,彼此交流,“未尝及文章,唯谈吏事,谓文章止于润身,政事可以及物”。也就是说,欧阳修认为军国大事才可以惠及万物,于国于民有所裨益,而会写文章以抒发襟怀,仅能滋养的是个人的精神气质。后世所推重的诗文名篇,包括《上范司谏书》、《与高司谏书》、《朋党论》、《秋声赋》,以及《醉翁亭记》之类的文字,在欧阳修的心目中,只是为官从政的副产品罢了。


  说起欧阳修的从政生涯,则不能不提及比他年长18岁的范仲淹。庆历三年(1043),宋仁宗任命范仲淹、富弼、韩琦同时执政,欧阳修、蔡襄等人同为谏官,开始了有名的“庆历新政”。庆历四年,欧阳修写下了政论文中的精品《朋党论》,论据充分,论证剀切,从理论上彻底掀翻了一个涉及朋党之争的历史大案。因为切中时弊,从根本上触犯了暮气横生的腐朽政治集团,改革失败后,范仲淹、欧阳修他们被诬为“朋党”,同时被贬。实践证明,文章无论怎样的缜密到位,说到底也还是纸上谈兵的翰墨功夫,范仲淹、欧阳修他们之横遭贬黜,却是不争的现实。峰回路转,令人意想不到的是,“文章憎命达”,也正是在被贬黜的境遇里,又同时出现了散文史上的两朵奇葩:《醉翁亭记》与《岳阳楼记》。


  二记并读,从中可感知两位作者襟抱相投,气质相类。宋史评价欧阳修“天资刚劲,见义勇为,虽机阱在前,触发之不顾。放逐流离,至于再三,志气自若也”,将这31个字移用在范仲淹身上,也真的是天衣无缝。从共通的襟度气质上,也不难揣度出他两人何以能写出那等大气磊落、互为对应的文章。


  醉翁亭里,“苍颜白发,颓乎其中者,太守醉也”—这正是欧阳修的自我画像。他不到40岁,须发尽白,自诩为“翁”,连皇帝看见,都觉得可怜。我觉得,欧阳修并非是读书人那样为穷经而皓首,他这纯粹是严酷无情的政治斗争堆在头上的永冻难消的霜雪。“醉翁”二字,作为欧阳修的自画像,是最成功的一幅,也是最让人心酸的一幅。后世的人们向往滁州,许多是奔着欧阳修而来的,正如人们之向往岳阳,仰慕的是范仲淹的风骨与文采。


  欧阳修的文章“超然独骛,众莫能及”。真正理解欧阳修为文之道的,应推当代作家孙犁。孙犁认为:“道德文章的统一,为人与为文的风格统一,才能成为一代文章的模范。”也正因为如此,欧阳修的文章才“见重于当时,推仰于后世”。


  孙犁究竟是因为什么缘故而能深至地认知千年前的欧阳修呢?我忽然想到了1982年的12月4日。那一天,当百花文艺出版社为孙犁老人赠送新出版的《孙犁文集》时,孙犁看到一位女编辑送书到家的情景,心中万般感喟:“她怀中抱的那不是一部书,而是我的骨灰盒。”大道低回,古今同理。文学殿堂里真正的散文精品,作者的文字与他的骨灰是化为一体的。(信息来源:天津日报)